今天是儿子结婚的日子，我在天津水晶宫饭店办了几桌酒席款待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我所在机关的干部一个都没有邀请，主要考虑到我是单位领导，又是纪检书记，不能给人留下利用婚礼敛钱的感觉。我对他们说喜酒可以来喝，礼金一概不收。
晚上，酒阑人散。我刚坐下休息，老伴就告诉我父亲哭了。大喜的日子，怎么哭了呢？她心怀忐忑，唯恐自己做得不好，在哪儿得罪了老人。
父亲生于1929年11月5日，身兼老战士、老工人、老公安、老党员四种身份。他从小在邳州老家种过地，还外出讨过饭。1948年在解放军华东警备旅二团服役，1950年转业到徐州北站，1954年调到青岛车站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回徐州车站做调度，1962年到徐州铁路公安分处工作，1966年在西安铁道部公安干部学校进修，1967年任连云港车站公安派出所指导员，后又任徐州铁路分局大湖采石场保卫股长。1980年离休。
父亲与铁路有缘，吃了一辈子铁路饭。他生在铁路边长在铁路边，在铁路边上学，在铁路边当兵，后来又一直在铁路上工作。他对铁路的各个业务都很熟悉，并能在列车行进中扒车和跳车，动作麻利得如同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他在徐州站南货场调车时，由于扳道工扳错了道岔，眼看着与迎面开来的列车越来越近，说时迟那时快，他纵身跳到铁轨中间，两车在他身上相撞了，他却奇迹般躲过了一场灾难。后来他被调到铁路公安工作，又经常去处理被火车碰伤轧死等十分棘手的人命案子。
父亲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坚信毛泽东思想，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同情和关心老百姓，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他求真务实，坚持原则，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有独到见解，以致使有些人难以接受。比如对文革的看法，尽管他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曾被造反派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批斗游街，但他不计前嫌，高风亮节，说干部受受教育有好处，可以清除官僚主义。他认为文革运动与文革现象不能混为一谈，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严管干部，治国先治吏嘛！他说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把文革说的没有问题固然不对，把文革说的一无是处也不对，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文革毕竟是中共领导下的一场政治运动，何况那时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还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和杂交水稻、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施了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等一些成就。文革确实有“打砸抢”等现象，就像现在有“黄赌毒”和官僚腐败现象一样，你能说改革开放错了？
父亲过于耿直，不会“变通”，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个别领导，这可能也是影响他进步的一个原因。我见过父亲的几个要好朋友，真是“道相同，相辅而行”，那些叔叔伯伯都和他一样性格豪放，光明磊落，一个个都是敢爱敢恨、敢说敢为的好老头。
父亲是一个廉洁自律的人。自他的家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后，加上人口比较多，生活一直很贫困。他一生艰苦朴素，布衣蔬食，虽然能喝酒，但从来不多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他坚守的信条，虽然不富贵，却做到了贫贱不能移。他手里有一些小权利，却公私分明，不贪占公家一分钱便宜。他经常帮助群众纾难解困，包括文革中批斗过他的人，而不要任何报酬。离休回乡后，车站让他看管铁路两侧的树林。他当然不会砍用公家一棵树，却得罪了一些前来偷伐树木的亲戚邻居。由于他的认真负责，在村里竟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父亲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我一生中很少看到他流泪，除了祖父母去世时哭过和这一次哭过外，再就是十几年前他掉过一次泪。那是我们一家探亲回来，父亲把我们送到徐州车站。我透过车窗看到他站在月台上的一棵树下抹眼泪，于是我含着泪花对老伴说，看来父亲真的老了，他可能感到来日不多，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就产生了孤独感。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往往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容易忽略的一种情感。
老伴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又问我，那么这一次喜事刚办完，父亲为什么又哭了？知父莫若子，我语气平和地安慰道，父亲在忆苦思甜，你不必担心。我5岁丧母，17岁离家，独自一人闯天下。离开他三四十年了，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但事业有成，而且还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现在儿子的儿子也成家了，马上就能看到第四代了，他能不高兴吗？这是喜泪啊！
实事求是地说，少小离家的我对父亲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由于父亲是一个谦虚低调的人，也很少跟我们谈及他个人的光荣历史，他一生中究竟破过多少案，做过多少好事，得过多少奖，立过多少功，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耿直的人，一个热爱党的事业的人。在建设祖国的峥嵘岁月里，父亲那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优良品格永远是我们后辈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