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张忌，第一次出家，是为了“一天能赚60元”
读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篇幅不长，流畅好读。故事并不复杂，讲得是一个叫方泉的人，带着妻子秀珍，离开乡村，来到城市里讨生活。两人生儿育女，辛苦生活。方泉、秀珍读书不多，从事的是底层工作。方泉送牛奶、蹬三轮车、装修工，偶尔去寺庙里兼职。秀珍的工作体面一点，在超市里当售货员。一家子生活虽苦，倒也其乐融融。在因缘巧合之下，他得到一间自己的寺庙。经营寺庙是桩大生意，赚钱多。但像所有发财的人一样，家人与他愈发疏离。佛事成为生意，他成为“末法时代”的一员。
底层老百姓把当和尚当作是一门谋生的手段，自古有之。高僧圣德皓首穷经，跋山涉水追求佛理的精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僧侣，如平常老百姓一般，品尝着生活里的喜怒哀乐。宋朝时期，佛教已经完成了世俗化，随着商业的发展，便出现职业性的僧侣。他们通过为老百姓祈福、做佛事等方式来增添收入。和尚收入颇丰，他们游冶狎妓、偷情私通、娶妻纳妾，亦是常见。在岭南一带，僧侣娶妻蔚然成风，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一时之间，朝廷也无法禁止。明清僧侣的生活状态，与宋朝其实无多大区别，从《水浒传》《金瓶梅》可以得知。
第一次出家，是为了“一天能赚60元”，于是跟着阿宏叔上赤霞山上做个空班。剃发时一度“有些后悔”，事成之后就返家，去送奶站找到了一份职业，“这送奶工虽也不是什么好行当，毕竟算个正经工作。当和尚嘛，唉，我说不好”。
奶站的生意一落千丈，“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班”，阿宏叔打来电话，邀去一场佛事帮忙，“这次有这个机会，你去呆个一个礼拜，赚个一千来块，也蛮好的”。这是第二次出家。为了养家一路艰辛，在警察罚款、坏人敲诈之后，“我”顿感生活无望，于是又来到寺庙。这第三次出家，似乎不纯是为了捞外快，莫非“我”已站在世俗世界意义的尽头。可是，置身于僧群之中，又感到一阵恍惚，这心慌的感觉颇有几分熟悉，“就像我在街上骑三轮车时，总是害怕那些交警会突然从某处冲出来，将我的钱和车全部给夺走”。
意义的匮乏和焦虑感竟然如影随形，“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受这样的罪？我为什么来这里，不就因为我不喜欢外面的压力，想在寺庙里寻求片刻的安宁吗？每天，我都承受着各种压力，每天都陪着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厌恶，厌恶透了。如果我能承受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空班，我去外面做别的事不也一样吗？”
妻子秀珍手术过后，家庭经济状况愈加拮据，“我”只能又打电话给阿宏叔，出门做佛事补贴家用。此期间还认识了山前庵的慧明师傅，她甚至将庵堂留给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法号广净。为帮助慧明“赚些路费钱”，“我”开始参与张罗佛事，直到独立举办佛事。
资本自有他的逻辑，信仰是一宗生意。路内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人投资寺庙，把信仰当作一桩生意，不用三年就能赚得满盆满钵。这个细节，被他写进长篇小说《慈悲》 。《出家》里的寺庙，与路内提到的状况差不多，阿宏叔的寺庙由一间破庙，发展成金碧辉煌的大寺，也有资本的介入。可以想象，方泉在周郁的介入之下，会是一个新的阿宏叔。
中国人的信仰，几乎都是功利主义的。因为生命里充满躁动与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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