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阶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专指那些迫于某种压力或是为了某种追求而远离公众、遁形山林的士人。
在中国古代，当这些深受儒家教义影响的士人们心中兼济天下的理想信念与残酷的社会现实相碰撞之时，梦想终将幻化成为泡影，苦闷、孤寂、忧郁、彷徨等多种情愫糅合在一起，孕育出一种得以摆脱社会现状的新的理想——隐逸之风。
汉代是继秦朝之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本该是儒生士人们大展宏图的绝佳时机，但却有不少文人选择避世隐逸，究其根本，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本文就将论述汉代士人的隐逸之风。
汉初承混沌之世而开一统王朝，士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变迁，然而是时，隐逸之风并未断绝。
受布衣将相排斥儒生与学术风气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在不少士人出现了主动疏远政治的隐逸现象，开启汉代士人隐逸风气之先声，但从总体上说，西汉初年的隐逸现象相对较少。
1、沛公不好儒观念下，士人的退却之意
《史记·高祖本纪》中载汉高祖曾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的确，出身平平，成长于动乱时期的汉高祖刘邦早年“不修文学”，对知识分子群体始终持有轻视甚至是讨厌的态度。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刘邦对儒生的蔑视态度及其对儒学的不屑可见一斑。
刘邦“竖儒”观念的形成是多方因素共同造就的。在历经秦汉频繁而激烈战乱的刘邦眼中，要想攻城占地、克敌制胜，唯有网罗与依靠大批有武之士，对于那些只知道纸上谈兵的文弱书生，刘邦一向是不屑接近的，加之秦朝法家思想的先入为主。
他始终无法理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甚至认为文化乃空谈无用之物，遂以养成“轻士善骂”的不良风气，这对于一直以“士可杀而不可辱”为气节的广大士人群体而言，是践踏其尊严与高贵品德的行为，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正因如此，才致使一些士人主动疏远政治而走向隐逸。
2、黄老之学——格格不入的士人群体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汉初历经秦末农民战争与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百姓疾苦、国家贫困，统治者认识到要想缓和阶级矛盾，面对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养生息、无为而治。
这时，惟有主张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能够相对更为切合统治集团稳定政治局势与发展经济的需要，因而被当做治国理政之术极盛一时。
对于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度忧患意识与责任感的士人集团而言，积极自觉地参与政治、以自己的毕生所学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他们普遍的政治抉择。
在汉初，士人对这个刚刚建立起的大一统王朝同样怀有高涨的政治热情，想要在朝堂上实现自我的鸿鹄之志。但由于国家当时重黄老、轻儒学的学术环境的存在，不少士人都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避世遁居、隐居不仕。
1、王莽时代——激流勇退者甚众
隐逸，是士人群体用以消极对抗统治阶级的有力武器，在仕途不顺意时，士人往往会采取归隐这种不配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统治阶级的不满。
西汉后期，王氏集团的力量逐渐扩大，甚至形成了强大的专权势力，对于这种外戚专权的行为，在士人们看来是十分不符合礼制与道德的。
可是，对于手无寸铁的书生而言，要想改变这种现象何其困难，在这种时局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归隐，不与其同流合污。
（1）辞官借口：托病而隐
基于对刘氏正统王朝的维护与对篡位者王莽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情的不满，加上忠臣不仕二主观念的影响，很多士人都想要摆脱王莽的统治，不愿为其效力，促成这一时期隐士的大量出现。
但是，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要想自居于王朝之外，做一个游离于帝王灵魂之上，不受皇帝管辖的“自由民”，是绝无可能的，这就迫使士人不得不为自己的隐居避世找寻一个相对充分的借口，以得到统治者的允许。
《后汉书·卓茂传》中载刘氏王朝中有位名叫卓茂的官员，深得民心，被朝廷升迁为京部丞时，“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对于刚刚谋得大权的王莽而言，正需要像卓茂这样的人才来帮助其巩固统治，但卓茂并不愿意与王莽合作，于是“以病免归郡……抱经书隐蔽林薮”（《卓茂传》），在当时，像卓茂这样借疾病辞官不仕的官员不在少数，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他们不愿为新政服务的决绝之心。
（2）价值观念——忠臣不事贰主
对于入朝为官的士人们而言，他们大多接受过较为完善的正统教育，并在潜移默化中将维护刘氏王朝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他们坚决不愿意再为刘姓之外的任何政权服务。
因此许多清节之士宁愿放弃从政的理想，也不愿丢掉士人应有的清高气节而入仕王莽一朝，这也造就了此时期隐士归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王莽夺权篡位的不满。
在《后汉书》中记载了许多有气节的士人，比如“四辅三公连辟，不到”的龙丘苌，时人称赞其“躬德履义，有伯夷之节”（《任延传》）。足可见当时社会对这种志节高尚之士的赞赏之情。
2、东汉——归去来辞的闲适意境
公元25年，刘秀称帝，汉宗室光武复兴，是为东汉。《论语·尧曰》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历代统治者都热衷于对他们的征辟以显示其统治声望与威势。
东汉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刘秀政府对那些隐逸的士人采取了积极而妥善的招揽、安抚政策，面对统治者的盛情邀请，有些人响应了政府的征辟，但也有些人选择“隐居守志，连征不至，以寿终”，不应征辟的隐士在并不少见。
经历两汉之交的变乱之后，一些士人已经习惯了清净自在的风流生活，因此即使天下太平，也不再愿意出仕为官，这些人往往淡泊名利，有自己的追求与人生态度。
对于这些不愿出仕的隐士，刘秀并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其加以强迫，而是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不仅体现出其礼贤下士的风貌，更助长了隐逸之风。
隐士所处的时代多为动荡不安的时代，每逢乱世，文人或因深感无力，或为保全自身，总会不约而同将隐逸作为高士名流的标格。
自东汉中后期以来，党锢之狱、黄巾之乱、群雄割据，社会动荡不堪，人们的生命财产很难得到保证。面对如此政局，不少人选择了归隐，汉代迎来了第二次隐逸高潮。
1、“无道”之世，“出”还是“隐”？
东汉从和帝开始，皇帝均以幼年即位，宦官借助皇权垄断朝政，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外戚势力衰退，而宦官势力趁机甚嚣尘上，朝政基本由宦官把持，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加剧了政治腐败与社会危机。
这激起士大夫的强烈义愤，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导致了党锢之祸，也开启了隐逸史的新篇章。
两次党锢之祸使大量正直的士人在这场祸事中遇难，残酷的现实使得原本标榜风骨操守的士人心中的信念动摇，再也没有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慷慨赴难的勇气。
不仅削弱了东汉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中坚力量，还使士大夫对皇权与政治完全绝望，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
遭受党锢之祸的士人们在痛苦与迷茫中开始反思儒家思想，甚至质疑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士人的个体自觉由此被启发，开始重视自我生命的价值，他们所崇尚的理想人格也从德行君子转向了通脱名士。
2、士人心态：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尽管汉末隐逸之风盛行，但这种隐逸并不是简单地独善其身或是明哲保身，士人们实际上仍旧敏感地感受着现实，并通过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等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汉末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时虽然很多隐逸之士拒绝出任，避世隐居，但这只是他们迫于社会现状的无奈之举，东汉士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心安自然，不关注现实世情。
他们的隐居是典型的身隐心不隐，在他们的心中仍有对社会道义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深切关怀，这也是汉末与魏晋士人隐逸之情的最大不同。
隐逸行为本身即是对社会的反抗，在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的情况下，避世隐居是保全人格的唯一可行之路，是士人在审视社会发展总趋势，洞悉政治利弊后，对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世界的自觉选择。
两汉时期士人的隐逸风气，大体上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相悖而行，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汉代士人慷慨尚气、忠德守节的高尚品性，也反映出其对政治清明的向往。
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化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清正之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给魏晋时期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3、《后汉书·卓茂传》
4、《论语·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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