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家子涵”变成一句网络热梗之后，只有这两种人笑不出来——
一是名字真叫子涵的人，二是每天面对子涵的人。
我们在看乐子，他们在照镜子。
那些每天面对“子涵”和“子涵妈妈”的一线教师们，都会用相似的话概括自己的处境：
苦水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与四位教育从业者展开对话。其中有三位小学老师，以及一位前K12教育机构工作人员。
林萧是某中部城市的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教龄五年。用她的话说，自己在一所生源素质不高的学校，三教九流的社会人员构成了她日常需要面对的家长群体。
大家当乐子看的“子涵妈妈”，是她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
现实中确实有家长质问过林萧，为什么自己家孩子上学被蚊子叮了个包？年轻气盛的她也没惯着家长：
“班级在一楼，潮湿有蚊子是正常的，我也被叮了，您如果不放心我可以在班里放一瓶花露水，您如果还不放心，可以给孩子带一瓶花露水上学。”
网传的“子涵妈妈”截图
除此之外，群英荟萃。
一个丢三落四的孩子丢了一顶帽子，结果家长跑到群里质问：是谁拿走了我家小孩的帽子？还强调了一句“现在不管，长大就让社会教育。”后来林萧发现，是孩子自己粗心弄丢了。
有的孩子忘带水杯，家长给班主任发消息没有秒回，就立刻找到校长告状：这个老师故意不让我家孩子喝水，成心让孩子渴着上学。
在校外的教育机构，老师也提心吊胆。
可达鸭是坐标超一线城市的前K12教育机构工作者，负责过幼小衔接阶段5-6岁的孩子。她也碰到过类似“子涵妈妈”的家长。
机构每个月组织孩子们外出活动，就会遇到个别家长询问：我们家孩子怎么没笑啊？是不是不高兴？
根据可达鸭这些年的观察，“子涵”式孩子大约生长在祖辈带孩子的“6+1”模式里。家长的过度溺爱，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
她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内向的“子涵”。老师们开始以为是孩子不善言辞，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是家长过于“直升机”：什么都要操心，什么都要问，张嘴闭嘴就是今天吃饭了没有，渴了有没有喝水？
后来接触下来，老师们才发现“子涵”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只是家长抓得太紧了，把皮筋拉到了极限。
壹壹是珠三角地区的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兼班主任，教龄五年。她也有类似的经验：子涵这类孩子，一般是全职妈妈负责的较多。由于妈妈精力过于集中，精神比较敏感，总会担心孩子在学校发生意外。
“但也分情况，一类是孩子正常，家长想太多；一类是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不愉快，回家添油加醋给家长告状。”
她就遇到了因为“被一块橡皮砸到头就要给孩子请假”的家长，而她的同事遇到了更奇葩的。班级排学号，一位转学生恰好排到了4号，家长说什么都不接受，因为数字4不吉利。老师们只好在私下吐槽：那孩子明年还能不能上四年级？是不是也不吉利？
还有家长直接冲到食堂，看孩子中午吃了什么饭菜，甚至因为饭打得太少和食堂阿姨大打出手。
层出不穷的“子涵妈妈”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但这还不算最棘手的——班里的“子涵”们更让老师挠破头皮。
目前带一年级和四年级的林萧，对这两种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描述。
低年级孩子身上的问题更鸡毛蒜皮。比如上课尿裤子的，智力跟不上的，多动症发作后在课堂上乱跑乱动的，口语表达不清楚需要同桌帮着翻译的。你拿了我尺子，他拿了我橡皮，老师每天都得拿出一部分时间做“班级判官”。
有一个孩子让林萧印象深刻。男孩的父亲长期家暴，导致孩子形成暴力倾向和情绪障碍，经常殴打比自己弱小的同学，甚至还会攻击其他男生的隐私部位，多次把同学逼到角落里霸凌。除此之外，他还会偷东西、说谎，老师每次批评他的时候，他都表现得毫不在意，林萧也无计可施。
而高年级的孩子想法更多，也更让老师后怕。
林萧给孩子们在课后办起了一个说唱社团，想和孩子们玩到一起去。结果没想到，说唱社团里的一个四年级女孩，用黄色脏话编了一段说唱辱骂了她。
“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早熟太多了。”林萧告诉我，个别五六年级的男孩会在私下写小黄文，内容是男生把女生带到KTV里，把女生压在身下。还有个别高年级孩子会用手机看类似于AV的色情小视频，“可能也不是专门找来看的，有时候网页上会弹出那样的页面。”
另一位老师发财也有相似的经历。她在某新一线城市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教龄六年。
班里有的孩子在抖音上刷到了“科目三”这样的视频，课后就会模仿着跳，结果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把脚扭伤了，没法上早操。你永远想象不到孩子们以多快的速度吸收着外界的信息。
在发财负责的四年级班里，一位男孩也有暴力倾向和情绪障碍，经常在班里掀桌子、打人。发财是从一年级把孩子带上来的，她心里知道“孩子本质上挺善良单纯的，但他生理上控制不住自己。”
当我问发财，为什么不告诉孩子的家长？她表示有苦难言。
刚开始，她也尝试给家长反馈，家长只是用一句“我回家把他揍一顿”敷衍了事。后来她劝了多次，甚至还暗示过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微量元素，但家长始终无动于衷。“如果我直接告诉家长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家长就会举报老师歧视孩子，怀疑孩子有精神障碍。”
比起“子涵妈妈”，老师们还会遇到更荒诞的家长。他们卧虎藏龙，时不时放个大招。
在林萧的学校，校门口经常能看到警车，因为“现在的家长处理问题喜欢直接报警”。
比如两个孩子在学校打起来了，一边的家长要冲进学校教训另一个孩子；比如一个男生在学校被欺负了，用小天才电话手表“摇人”，结果孩子爸爸领着隔壁村的十几个人要冲进学校算帐，校长和保安都拦不住，只好请来了警察。
有一个孩子在学校摔破了皮，家长打电话质问林萧。正在参加朋友婚礼的她，只好匆忙回答自己会回去好好调查，结果家长认为老师不够重视孩子，反手就报警了，还威胁她“我认识你们校长，你就等着丢工作吧。”
还有一位家长，是林萧工作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心结。到现在她也不理解，家长为什么会如此偏执。
事情的起因，是家长想把小儿子转到大女儿的班主任的班里。林萧没有同意，毕竟刚开学就转班，会让其他家长误会老师存在什么教学问题。结果这位家长偏执地用信息轰炸，求她“放过孩子”，最后甚至告到了校长那里。
家长认定老师“针对”了自己的孩子，上课提问不叫孩子，排座位故意不给孩子好位置。林萧在班里有一条规定，表现好的话集齐5张卡通贴纸就可以兑换小礼物，铅笔本子文具都是林萧自费准备的。但在家长看来，这是老师“用便宜东西打发我们孩子”。
家长为了转班，污蔑、造谣、恐吓的方法都用了一遍。最后，林萧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质问，终于委屈地哭了出来。
另一位老师发财遇到了“讹人专业户”。
孩子和同学玩闹，摔坏了眼镜，家长一张嘴就向其他家长索赔五千元。后来孩子又在花坛边磕掉了门牙，恰好监控视频里，另一位男生也在后方奔跑，于是家长认定是后方男生追逐自己家孩子，直接开出了三万元的索赔金额。谈判失败后，又转头向学校索赔五万元。
从校领导到班主任，被这位家长来来回回折磨了大半年时间，校长一度提出和老师平摊赔偿的想法，这让发财忍不住反问：“凭什么？”
班里还有一个孩子来自单亲家庭，妈妈对孩子的控制欲非常强。有一天，托管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张孩子们得奖的合影，几分钟之后发财就接到了这位妈妈的电话：为什么我家孩子没笑？她一定是在学校里受欺负了。
随后，这位家长立即跨越了整个城市，从工作单位来到了学校，找到了发财问责。
一头雾水的发财表示，孩子在学校没什么异样，下课也和同学一起玩。但家长坚持自己的判断：孩子一定在学校被霸凌了，甚至还编造了一个“学校保安猥亵女生”的新闻。发财经过了多番调查和询问，家长才勉强承认“我也忘记是从哪听说的”。
后来，这位妈妈的控制欲越来越强，要求校方提供所有日常监控视频，甚至还报了警。她不断信息轰炸发财：除了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接走孩子。发财反复答应了很多次。
最后，发财找到了女孩，非常认真地询问女孩：你觉得有人欺负你吗？
女孩想了半天，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妈妈。
负责的发财还是找到了女孩的妈妈谈话，结果家长爆发了：为什么孩子在幼儿园那么优秀，天天拿小红花，到了小学就变得不优秀了？变得普通了？不再是第一名了？
发财想说的有很多，但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老师们普遍认可那些肯为孩子负责的家长，但并非每一位家长都能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义务。很多家长选择把问题留给老师，仿佛学校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自助机器——
把原始的孩子丢进去，自动吐出来一个完美的大孝子。如果不能，那就是老师的问题。
普遍情况下，语文老师都会担任小学班主任职务。
于是，传说中“最惨老师开局”，就是语文老师+班主任，如果年轻、单身、未婚未育，那么恭喜你，还有更繁重的杂活儿会落在你身上。
除了那篇《只有畜牧局没有给老师布置任务》，今年凤凰网的一篇报道《一线教师，假装在教书》也刷了屏。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当事人复述一遍仍然会被震撼。
首先，一线老师要面对大量与教学无关的“行政留痕工作”。
林萧自嘲，班主任是给其他公务员单位做业绩的人，每天都泡在无意义的重复性工作中，语文老师还因为擅长文字，经常替领导写文件、论文、调查。发财也告诉我，班主任的工作就是“填表和写本子”，本子厚到普通人想象不到，漫无边际。
安全日志、班主任手册、队会活动记录、晨午检体温、培优辅差、安全教育手册......
现在的教师工作，讲究的是“万物留痕”，打开手机相册全都是铺天盖地的截图、签字和通知，钉钉和企业微信响起来就头皮发麻。
学禁毒、学宪法、学防火、学上网安全、学卫生、学防溺水、学防电信诈骗......
不仅要给学生宣讲，还要拍照、写材料、留存、做公众号、做美篇。或者布置给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然后再留存拍照，一个个收集齐。
50个孩子就是50张截图，学校催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催家长。每逢节假日之前，要和家长签署一份安全协议，每位家长都要签名、打卡、接龙。
发财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所在区的“好人”评选也下发到了班主任这里，学校指派学生给其中两个人选投票。发财吐槽道：“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两个人，那我说我也是好人，能不能给我投票？”
包括许多一线老师抱怨过的“一盔一带”制度也落实到了班主任的头上。
壹壹告诉我，每天早上上学前，就有检查人员在校门口抓没有戴头盔的学生和家长，抓了之后登记信息，计入班级考核，最终扣班主任的绩效分。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
壹壹之前还收集过全班孩子家里的热水器类型，从天而降的任务让她哑然失笑：“我连自己家热水器是什么类型都不知道”。
还有“上级部门要求”每个孩子监管一辆机动车的安全，家长需要在群里上报自家的车牌号，没有小汽车就报电动车，如果连电动车都没有，就报邻居的车牌号——这些迷惑的操作让壹壹一头雾水。
教师是一切基层任务最后的那堵承重墙。因为教师连接了孩子，等于连接了“家庭“这一最小基本单位。在庞大的系统中，他们是能够渗透到毛细血管中的细胞工人。
比起教学，“安全”更像是教育从业者的首要任务。
比如最近关于“课间十分钟”的讨论，争论的焦点都放在了“课间为什么不让孩子自由活动”的靶子上。但如果站在老师的视角，这件事就变成了哑巴吃黄连：“我们也不想占用这10分钟上课，我们也想休息啊”，发财向我抱怨。
林萧所在学校针对课间10分钟的方案，是让孩子轮流在楼梯间值安全岗，监督同学不能奔跑打闹。“如果让领导发现哪个班的孩子乱跑，就要扣班主任的绩效工资。只要是孩子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班主任的问题。”
校方的担心更多出于自保。
在壹壹的班上就出现过课间受伤的事故。午休结束后，两个男生在走廊追逐打闹，只是从台阶上跳了一下就骨折了。
如果在体育课上被砸到头，就算是一起安全事故，当节课的老师要写情况说明。遇到好说话的家长还能松口气，遇到难缠的家长能让班主任掉层皮。所以操场再大再好，学校也不能放任孩子们去玩耍嬉闹。
校外机构的教育从业者，也对“安全”二字异常敏感。
可达鸭告诉我，机构老师相比于学校里的教师，和家长更接近客户与乙方的关系，所以机构老师不能让任何孩子离开视线范围，如果离开了，一定要另外一个老师盯着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课间上厕所的几分钟，老师们比谁都紧张。男老师盯住男厕所，女老师盯住女厕所：“要记住每个厕所进去多少个孩子，如果孩子长时间不出来那一定是在里面干点什么事情。”除此之外，所有老师都要在楼道里去监督孩子不要乱跑。
有时监控保护的不只是学生，也是老师。
低年级的学生骨骼比较脆弱，发生危险的概率非常高，老师就会陷入百口莫辩的处境中。可达鸭告诉我，有个孩子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自己用手撑了一下地，就习惯性脱臼了，机构立刻把孩子送到医院。后来看监控才发现，老师确实是无辜的——没有人知道孩子有习惯性脱臼的问题，无法预判意外的发生。
有时候两个孩子撞在一起，鼻子就开始流血了；还有的孩子在换牙期，一发生碰撞，就把牙吞进肚子里了。可达鸭其实也能理解家长的“小题大做”，毕竟如今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学校并非向老师提供庇护的场所，反而会在扣绩效的时候才会格外有存在感。
林萧告诉我，小学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基本上是不会请病假的。但偏偏他们又是最容易生病的群体——冬季传染病频发，孩子经常会传染给老师。老师们就算生病，也只好戴着口罩继续上课，因为同事之间调课太麻烦了。有位同事自从干了教师这行就在服用中药，落下一身的病；还有同事咽喉囊肿，一直没有痊愈。
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更是人民教师的好朋友。
发财因为工作强度太大，长出了5厘米的甲状腺结节，去年刚做了手术。她还目睹过一位刚刚结束剖腹产的老师，想按照政策休15天产假，结果反被一位女性领导质问：怎么，你还没休够吗？
更让发财心寒的是，做班主任并不容易挣到多余的钱。
每天清早，班主任都要发一张证明自己在班级里的自拍照。“我不理解，都已经当班主任了，难道我还会旷这20分钟的工吗？”发财的丈夫告诉我，作为教师家属，每天清早六点半和她一同起床已经是家常便饭。
为了班级卫生评比，发财需要保证整个班级在早上7点-中午12点的时间段里，地面上不能出现一片碎纸屑，否则就会被点名批评。12月的隆冬，学生们每天都要擦桌子、擦门框、擦玻璃、擦缝隙，只是为了应付一个不知来由的检查。
发财心里既愤怒又难过：“从来没有人像管垃圾一样认真管过我们的教学。”
班主任每个月的补贴只有五百块钱，最终东扣西扣，基本上没剩多少了。想要拿到那弥足珍贵的五百块，你必须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班主任——但是任何一个管理50个孩子（也可以说是50个家庭）的一线老师，都不能保证做到。
林萧告诉我，光是班主任规章制度就有满满当当15页那么多，她算过一笔账：“本来说编制内老师一年有2-3万元的绩效工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发了2020年的，国家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给我们发过绩效工资了。”
比起班主任，其他副科老师明显轻松了不少。其中，美术老师是最轻松的，因为体育老师要负责运动会，音乐老师要负责文艺活动，只有美术老师是学校里的“局外人”，和班主任形成了两种鲜明的极端。
每每想到学校里的副科老师，发财又嫉妒又觉得不公平，有一次，学生在美术课上辱骂了美术老师，结果美术老师不以为然，并不打算插手。
“他甩甩衣服就走了，但孩子慢慢形成的品格，最后酿成的苦果是班主任咽下去的。假如你不管这个孩子，他就会变本加厉，但如果你给他一点干预的话，孩子其实是可以被纠正的。”
在家长和学校两块铁板之间，是老师生存的狭窄空间。
如今的家校关系，更像甲方客户和乙方打工人的博弈。教师的权威性逐渐消解，变成了服务性行业中的一环。
林萧告诉我，学校经常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因为教学方法严格，导致学生回家告状，被家长直接举报到教育局。就连发财班上的孩子，也有样学样，学会了“我要把老师举报到教育局”的法子。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几番杀鸡儆猴，老师们的手脚也在无形中被束缚起来，仿佛身处圆形敞式监狱之中。
几位老师都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家长不愿意认清一个事实：你的孩子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孩子，你的孩子并非理所应当获得所有注意力。
林萧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大家都说我的孩子很优秀”。哪怕孩子撒谎、打架、行为习惯不好，家长依然无条件偏袒孩子。甚至为了让孩子选上少先队员，家长亲自教孩子在考试中作弊。
发财为了和家长分析孩子的情况，做了一系列数据和图表，但家长的反馈只有：“孩子在家什么都会，怎么到了学校就不会了？”发财给我翻译，家长的潜台词是责怪学校和老师没有教育好孩子。
壹壹有相似的苦恼。在80后90后的童年里，父母是完全信任老师的，就算老师说错了也是对的。而现在情况完全逆转了，社会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更懂得如何问责：“家长自己也是大学毕业，学历和老师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老师更好。所以家长有自己的教学理念，有文化有知识，经常会不服老师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
壹壹也很委屈。“作为老师，我们和家长应该是统一战线的，我们都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可有些家长总是觉得老师会针对小孩做什么事。”
可达鸭也告诉我相似的话：“大部分老师都是以爱出发的，不管是职业的选择还是对孩子，都是希望孩子们好。”其中，有几个类型的家长非常难打交道：一种是6+1家庭过度溺爱的，另一种是家长自身通过勤学苦读得到了阶级飞升，来到了一线城市落户，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值拉得很满。“他们的姿态相应也会高一些，对学校、老师和机构的要求更多更精细。”
于是矛盾产生了——学校和家长问老师要成绩，老师又被一万种杂事缠身。如果运气不好轮到了公开课，又会在私下搭进去不少备课写教案的时间。说起公开课，她们个个叫苦不迭。
花样百出的教学方式让基层老师们付出了大量精力。“每一两年就会出一个新东西，之前是大单元教学，然后又是跨学科教学。上面要做出业绩，放到基层就是老师来背这个任务，公开课一搞就搞一个月，其实就是一个表演课程。”公开课除了表演之外，对教学本身而言基本上没有帮助，要么是已经讲过三四遍的课程，要么还要抽时间重新讲一遍。
在壹壹的学校，有一个高端的“磨课团队”，所谓“磨课”，需要老师们把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预判学生的回答，再接着给出具体的反应。“一定要一字一句的，把每一句话，甚至是衔接语都顺下来，一个字都不能错。”壹壹告诉我，公开课会从每个班选出5-10个优秀学生组成一个全新的班，是“尖子生表演的机会”。
还有当下大环境衍生的一系列新规则和黑话。比如“考试”不能直接称作“考试”，只能用“作业”代替。就在我和发财对话的当天，学校就考了试，但是家长们都不知道——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都不能发任何关于“考试”的信息。
三位一线老师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
在教师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几句话：“尊重他人命运”“教育只渡有缘人”。
发财在刚开始工作的那年也是一腔热血。班里50个孩子，她每天坚持逐个给家长写小作文反馈情况。到现在，如果一个家长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发财一学期都不会主动发一条消息了。
曾经在澳洲做过中文教师的发财，在进入这所公立学校之前也怀揣着Love&Peace的教育理想：“我那时以为全世界的小孩都是一样的，只要在同样的年龄段，认知应该是差不多的，一定要坚持爱的教育。现在我对自己当时的言论非常后悔。你不能爱，爱的后果就是孩子踩在你头上拉屎。”
壹壹刚毕业时也满怀热情，试想着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感化每一个学生。后来慢慢才发现自己白费了许多苦心：“有些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感化他，还是要承认，人确实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似乎支撑她们继续做下去的，只有用来续命的寒暑假、稳定的编制、或者是和学生产生的宝贵的连接感。
壹壹也承认：“你要说完完全全的只有累，那也不是。除了极少数特别讨厌的孩子，大部分孩子有时候还是可爱的、善解人意，还是有成就感在的。”
可达鸭也向我描述过，五六岁的小孩的暖心也是真的。有时她也会向孩子们“反撒娇”：“不要闹了，你看老师手都扎破了”，孩子们会围上来着急地问：“老师你没事吧？”
这是她离开教育行业数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充满甜蜜的时刻。
教师是一份被几代中国人视为金饭碗的工作。
有面子、稳定、有保障、和孩子打交道的职场环境简单纯粹。每年教师资格证的报考人数说明了一切。
而真正成为了一名老师之后，同事之间、上级领导之间、学生家长之间，横亘着无数条湍急的暗流。
基层教师的痛苦被隔绝在同温层之内，他们只能偶尔在伏案之中探出头来，用已经筋疲力尽的声音抱怨几句。每个老师最恐惧的，就是在离开校园的休息时间里，手机铃声猝不及防地在神经上跳舞。
今年10月，郑州23岁女教师自杀，她的遗书内容是这样写的：“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
壹壹的学校领导明令禁止老师们公开讨论这件事。发财听到了领导们议论此事的一句闲话：“现在的年轻人也太自私了，死都不怕，还怕上班吗？”
在没有微信群、钉钉、PPT的年代，在老师不需要24小时待命的年代，在老师的权威还没消散的年代——老师确实是一份毋庸置疑的、崇高的、不容置喙的职业。
但它现在还是吗？
这些已经“上岸”的老师们，正在岸上被烈火炙烤。
她们无法给出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