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依靠最基础的齿轮带动运转。
滴滴司机、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保洁员、小商小贩——这些劳动者的面孔，是我们每天打交道最多的人。
淹没在这些面孔之中的，是沉默的劳动女性。
她们是传统的中国女人，一口吞下最大容量的苦难，在风霜雨雪之中维系千千万个渺小的家庭。她们被赋予了太多的角色和沉重的标签，但却从未抱怨反抗，也从未怀疑质问。
这是“看不见的她：女性劳动者画像”系列的第一篇报道，我们走进了外卖女骑手的生活。
男性骑手扎堆的休息处，是弥漫着二手烟和电子游戏的男子俱乐部，你很难在这里找到一个女性的身影。她们像幽灵般闪现在各个取餐点，然后一溜烟地迅速离开。
骑在电瓶车上穿梭的她们，变成零工经济的一个渺小的缩影。
当电话那头传来的“祝您用餐愉快”是一名女性的声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轻轻的震惊：没想到女性可以干这样高强度的体力活。
社会早已默认了“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的称呼，也默认了以体力输出为主的行业，女性不是主流群体。
但事实上，如果在用餐高峰期站在外卖集散点观察，你能看到不少女性身影，她们穿着不合身的骑手制服，面孔被遮挡在巨大的头盔下面。唯一的辨认方法，是从头盔的缝隙里露出的一缕长长的卷发。
在抖音和快手搜索“外卖女骑手”，能看到不少一边跑外卖一边做自媒体的女性，她们分布在一线城市到四五线乡村之间。其中最出圈的一位，是48万粉丝的一位年轻女孩，网名叫做@希凤妮。
在成为骑手之前，她做过超市兼职，做过纹身师学徒，在大厂上过班，花了两年环游过中国，也创业卖过手工穿戴甲。与其说送外卖是她目前的工作，不如说这是她做自媒体的全新赛道，目前她已经接到了不少商务广告，就是成功的证明。
从2023年11月开始，她决定送外卖，她穿梭在北京东边的商圈，头顶一个GoPro记录自己跑外卖的日常。
和其他专职做外卖的女性骑手不同，她的外卖日常更像是一个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出于好奇的体验生活。更重要的是，她是在代替那些坐在写字楼里、向往体力活、“思考未来如果失业能不能靠送外卖谋生”的年轻人们，看到了这份职业的真实样貌。
在每个视频开头，她都会晒出自己跑外卖的穿搭，然后来到楼下发动自己的本田摩托车。她给自己的摩托车取名叫“淑惠”，并且在摩托车上贴满了可爱的贴纸，挂上了玩偶和蝴蝶结——对于统一制服、常年在街头穿梭的外卖骑手行业来说，一个五颜六色鲜艳活泼的女孩，看上去像一个冒失的闯入者。
作为毫无经验的门外汉，她跑外卖只有一个方法：嘴甜腿勤。
有的网友调侃她“跑个外卖半个北京城都要搭把手”，有的网友崇拜她“躺在被窝的i人看社交牛逼的e人勇闯世界”。
在送外卖的路上，她的嘴比腿还累，问过陌生人、问过门卫、问过小区的大爷大妈、问过相邻的商家，取一家外卖能问10次路。她送一次外卖的社交量，顶得过内向人群一个月说的话。
网友调侃她：“您的外卖骑手正在舔个大脸问路中”“鼻子底下就是路”“跑一天外卖拉黑一座城”。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每天她都把“麻烦”“谢谢”“请问”挂在嘴边，很少有人能拒绝一个礼貌的年轻女孩。
送完外卖，她还会跟快递小哥和路过的同行搭话：跑了几单，赚了多少钱，过节给不给加班费，护膝多少钱买的，暖不暖和，绿灯亮了别看手机。
有些骑手会和她停下来聊一会儿，但大部分人只是冷漠地快速骑走，赶着去下一个订单。
甚至在路过家属院的时候，她还围观过北京大爷的踢毽子比赛，路过人员密集的小区，还给流浪猫投喂过零食。
在送外卖的空隙，她路过水果摊买车厘子，路过彩票店买刮刮乐，路过商场顺便逛个zara，路过宠物医院进去招猫逗狗，送奶茶店的单也顺便给自己点一杯，去加油站给“淑惠”加98的汽油——她的劳动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像是一种综艺真人秀。
她的迷糊和路痴营造了一种“笨蛋美人”的节目效果。有时候爬到三楼才发现外卖没拿，有时候送完餐才发现客人的可乐还拎在手上，想投诉商家出餐慢，结果当场点了投诉被商家听见了，让观众哭笑不得。
她头顶的GoPro是几十万看她视频的观众，也是无数想要逃脱写字楼，向往体力活的人的眼睛。人们跟着她的镜头，似乎也跑了一天的外卖，也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了一天的交道。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年来，基层体力活不断被人们美化，变成了失业和裁员之后的缓冲带。实际上的体力活劳动，恐怕没有滤镜之后的美好。
即便@希凤妮已经带着自媒体博主的乐观和调侃，她还是会遇到一个普通外卖骑手的困境。
一是找不到商家。
在一个骑手还没有熟悉自己片区的时候，最难找的商家就是星罗棋布的美食城“档口”。
麦当劳和老乡鸡等连锁快餐和大型奶茶店，总是会用显眼的灯牌作为标志物，或者大部分情况下都在路边的底商，对于骑手来说是最好找的。
然而更大基数的商家，是隐匿在写字楼里的蛋糕店和水果捞，藏在地下美食广场之中的一个小窗口，或者是一家躲在犄角旮旯的小超市。
有时候商家给出的地理信息是错误的，有时候导航识别的路线是错误的，导致骑手在原地打转都找不到地方。
遇到这种情况，想要不被超时罚款，有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张嘴问，尤其是同样穿着骑手制服的同行，他们熟悉一切最快到达商家的线路，他们早就在脑子里形成了私人导航路线。运气好的时候，同行看她是个女孩，还会顺路带她去商家取餐。
但送外卖总归是熟练技术工种，当她第五天跑外卖的时候，就能记住许多熟店的位置了。
二是时间不够，对于骑手这份工作来说，一个88秒的红灯就足够让他们超时了。
超时是一个骑手要面对的家常便饭。即将超时的时候，要么动脚开跑，要么打电话给顾客解释，提前点“已送达”。
她也展示了自己和其他同行骑手学到的套路，出电梯之后往上按一层，这样可以利用电梯上行的几十秒时间完成送餐，返回电梯时刚好能赶上。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样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遇到。
三是体力差距。
由于刚入行不久，她经常误抢一些“没人要的垃圾单”，这样的单子大多数是要配送重量很大的超市采买，包括矿泉水、酒水或者米面油，或者是在老式居民楼的高层，需要骑手将货品扛上去。
如果是女性骑手配送这样重量的单，就是在女性本不富裕的体能上雪上加霜。
有时候她运气不好，一天能碰到三四次需要爬楼梯的订单。如果配送商品恰好是重物，这一单的性价比就是最低的。
女性作为外卖骑手，除了力量悬殊，还会被生理期耽误跑单，女性日常如厕也是难题。
她在理发店、链家中介、饭馆、骑手驿站等好多地方借过厕所，但还有更多不好意思开口的女性，想找一个公厕更难。
最后就是和各种保安门卫的斡旋。
“不让进”就是外卖骑手们最不愿听到的恶魔低语。
我在日常生活中不止一次目睹过保安和骑手的战争。保安服从物业的指令，拒绝外卖骑手进入；然而一旦碰到面积较大的小区，步行送餐不仅耗费体力，还会导致后续订单超时，折腾下来骑手也只不过能赚到几块钱。
保安每次刚想拦截她，她就用一句“我是找朋友的”直接开进去，屡试不爽。
她还在路上和同行骑手学到了一些奇技淫巧：比如把配送箱放在电瓶车的前面脚踏处，这样保安就没办法立刻识别出你的身份，你就可以迅速骑车进入小区。
做骑手这行，不可能没有和保安起过冲突。
有一次她配送了一个面积很大的小区，保安语气蛮横地将她拦下来登记，要求她步行进入小区送餐。她按照流程，在平台提交了“该小区无法进入”，并且提醒另一位骑手同行也提交申诉，结果就和保安争执起来了，保安不友好地对她喊：有本事你就去12345投诉吧。
保安不断给她和另外一位骑手小哥施压：如果你们不走路送进去，小区人来人往，外卖放在门口弄丢了就是你们的责任。骑手们迫于差评罚款的压力，加上配送时间争分夺秒，大部分都不愿意扯皮——最后仍然是骑手承担了最底层的繁重劳动。
掰开了说，如果物业不让骑手进入小区，越来越多的骑手选择在平台提交申诉，那么顾客就会将压力转给物业，物业就需要承担从小区门口到顾客家门口到配送工作，而这份工作的承担者就是保安——于是保安和骑手的战争从未中断。
但在她送外卖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人性化的小区。小区物业在门口专门设置了外卖员摆渡自行车，骑手可以把电瓶车停在小区门口，骑着摆渡自行车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配送。
除此之外，骑手还会面对更多鸡毛蒜皮的小事。
有一次，她在医院送单，本来想放在医院的正门口，但顾客不同意，希望她能绕到医院的东门去，她与对方沟通“希望能来正门取”，对方不理解“这不就是绕一下的事儿吗”。
观众跟着她的镜头，绕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医院的东门，最后顾客无奈，只能说还是放回正门吧，于是观众又跟着她绕回了原点。
许多网友在评论区下面鸣不平：反正就是绕一下的事，顾客为什么不能自己绕一下，非得让骑手绕一圈？
我们以往只是站在点外卖的消费者的角度，抱怨骑手脑子笨、路痴、磨蹭，一旦我们的视角切换到了提供体力服务的骑手角度，就会抱怨顾客事多、懒惰、自己走两步的事儿非要麻烦别人。
世界果然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
当一个女性用镜头记录下自己跑外卖的一天，她很快就会变成流量的宠儿，因为太多观众好奇，一个女人如何在男性的体力活世界周旋。
但在一个网红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没有被看到的女性骑手，她们藏在每个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我国灵活就业者达到2亿人，其中2023年外卖骑手人数将近1000万，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女骑手占到外卖骑手总量的10%。
这也就意味着，在你点的10份外卖里，可能有1份外卖是由女骑手送达的。
但目前为止，老百姓看到女骑手的第一反应仍然是：你一个女孩，能跑得动吗？
在骑手的世界里，“去标签化”和“去性别化”是踏入这个行业要面对的第一件事。
骑手们相信天道酬勤的古朴道理，在这条真理面前，没有性别之分。
在外卖骑手的招聘信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一段话，“正常干8000，努力干10000，使劲干15000”。
至少我打过交道的几位女骑手都表示，外卖行业是非常公平的行当，只要你肯干，你就能赚钱。吃苦腿勤，你就能多跑单，越多跑单等级越高，等级越高越能赚到钱。这些年过去，骑手们已经完美消化了这套系统的规则。
游戏化的追逐模式，用不断累积的经验值换来更多的薪酬，这种奖励机制注定外卖行业是一个男性性别气质浓重的地方。而一个女性骑手想要在男人的世界里生存，就必须演化出一套特殊的方法。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与她的调研小组，从2017年开始关注外卖骑手群体。在她的论文《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中，她发现女骑手的两种生存策略：一是展现强势的去性别化，二是主动示弱的情感劳动。
去性别化，意味着女骑手需要用更多的体力弥补性别差异。
根据一位老骑手的指路，我找到了一家地下美食城，这里是午高峰之后骑手们吃饭休息的据点，里面卖的是相对更便宜的小碗菜、黄焖鸡和蜜雪冰城，下午三点多，这里热闹得像骑手食堂。
在人群中间，我看到了一个身体很结实的女骑手，脸蛋被北京的寒风剐得红扑扑，她刚刚吃完面前的饭，皱着眉头刷手机。她周围密密麻麻布满了男骑手，只有她一个女性，但却没有非常扎眼，更像是融入了男性同行们。
当我刚想邀请她聊天的时候，订单催促的声音响起，她拿起头盔起身就要走，留给我一句“我要跑单了，没时间整这个”。
许多女性外卖骑手“单王”，会选择在休息时间跑更多单，克服体力、速度、生理期等带来的绩效阻碍。
这种方式在女卡车司机以及女性农场主身上非常常见，在面对强烈的职场性别隔离时，女性会使用这种策略来抵御性别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换句话说，想要融入男性劳动者的圈子，就要尽可能抹掉身上的女性性征，把自己活得像个男人，与他们称兄道弟。
二是利用性别弱势进行情感劳动。
所谓的情感劳动，放在日常生活中看，就是女骑手在面对商家、顾客和保安时“嘴甜一点”，能够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以获得一部分便利。
小张是中部某三线城市的一位众包女骑手。
她今年36岁了，学历中专，有一个15岁正在上中学的儿子，丈夫常年在外开卡车跑物流运输。这是她做外卖骑手的第六年。
在送外卖之前，她在服装厂做过女工，但服装厂的早晚班时间太固定，没办法抽出时间照顾孩子，于是她早早就离开了，成为了一名全职宝妈。
后来，认识的大哥推荐她去送外卖，时间自由，还能照顾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就骑上电动车戴上头盔，一跑就是六年。比起工厂，她热爱跑在路上的自由，这里不用强制打卡，赚多赚少全靠自己。和她通话的下午，她正在骑手驿站休息，背景音能听到连绵不绝的客服机械女声。
根据小张的描述，一个骑手宝妈的日常是这样的——
早上6点起床，给孩子做早饭，收拾卫生；7点准时骑电动车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直接穿上骑手制服开始接单；午高峰是她一天当中最大的收入来源，主要服务的就是附近的上班族，所以中午饭基本上没时间吃，她一般在路边随便买个卷饼垫垫肚子；15点之后是下午茶时间，可以跑奶茶单也可以在站点休息；孩子放学之后，她就直接骑车去接孩子放学，晚上回家给孩子做饭，辅导孩子写作业。她并不是全职的外卖骑手，所以每天大约能挣到200块钱，足够补贴家用。
在一个普通上班族的视角里，女性外卖骑手顺理成章是“相对更困难的体力劳动者”，因为在这个男子气概俱乐部最接地气的大本营，一个女性的存在必然是边缘化的角色。
但小张的回答却恰恰相反。在她看来，性别恰好是她可以“利用”的弱势。
“对面不管是商家还是顾客，一听我是女骑手，反而不会为难我了。毕竟人家看你是个弱女子出来跑外卖，都会相对让着我一些。”
学者孙萍与她的调研组发现，这种示弱策略是许多女骑手在日常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智慧。女骑手们在“示弱劳动”中并没有极力压制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是有效地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了对接和融合，灵活地利用亲和力和社交技巧进行“情感劳动”。
小张告诉我，有时候男骑手容易和保安门卫发生争执，但她作为女骑手的体验就好很多。“我也能理解那些门卫大爷的难处，跟人家好好说说，人家也会放我进去。”
甚至有时候还会碰到好心的商家和顾客，看到小张是女骑手，配送态度又特别好，就顺便给她塞个水果送瓶饮料。也有不少男性同行帮她扶起过电动车，带她去最近的修理点。这些渺小的善意，她一直都记在心里。
即便情感劳动可以让她们省去一部分麻烦，但悬殊的体力仍然是没法弥补的差距。
让小张最头疼的就是送超市单，一旦碰到大桶的矿泉水和米面油这样的货品，配送地址有电梯还好，没有电梯的老破小只能靠腿吃饭，但小张是个乐观的女人，“大不了就一趟趟往上搬，也没啥”。
生理期的时候小张会选择请假休息一天，站长也对女骑手相对宽容很多。但如果是全职骑手，请假一天的代价是影响骑手“保级”，所以大多数女骑手会选择生理期坚持跑单，有人的卫生巾“从头到尾都红了，没有一块白的地方”，更不用说日常找厕所的难题，许多女骑手会选择少喝水来减少跑厕所的次数。
说起这六年来最委屈的一次，小张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她刚开始跑外卖，看不懂导航，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兜圈子，都快急哭了。顾客点的是一碗米线，在电话里不断训斥她超时，最后单子送到了，小张态度诚恳地道歉，换来的依然是一顿臭骂，“当时我走出那个单元门就哭了，但我没啥好抱怨的，那个米线泡得时间长了确实不好吃了。”
小张骑车向来比较谨慎，不像许多男骑手那样追求速度，即便如此，摔车和磕碰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甚至最严重的一次，她还出了场小车祸，整只脚被旁边的车轮轧了一下，导致她误工一个礼拜。
但也仅仅休息了一个礼拜而已。
其实想和女骑手搭上话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在一个下午，我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走访了五处骑手聚集点，大多是男性骑手为主的场合。
下午茶时间段是骑手们最轻松的时刻，你能看到站长教育骑手，能看到年轻男性骑手们聚在一起抽烟、打王者荣耀、调侃几句脏话，还能看到上了一定年纪的男性骑手，三五成群地唠家常。
手机里传来接单的声音，就会暂时将骑手们分散开。他们倚在电动车旁，把烟掐灭，一溜烟就消失在街头巷尾。
在我本以为找不到女骑手的时候，我在一家超市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头盔后面是一条长长的马尾辫。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过头的是一个面孔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我向她发出了对谈的邀约，她没有拒绝，还通过了我的微信申请。
但就在2个小时后，她还是拒绝了对话的请求，她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变成被人阅读的“故事”。她只告诉我了几句零星的话：
生理期也要咬牙跑外卖，为了不上厕所就不喝水。两个胳膊全都挂满重物的时候，送完货走出门，手臂都是麻的，半天缓不过来，感觉快虚脱了。天黑了不敢去偏僻的地方送外卖，担心不安全。
短短几句话，其实已经概括了一个女骑手在物理层面将会面对的大部分困境。体力不同，面对的困境不同，导致男女骑手的工资产生差距。
果壳曾在文章《滴滴和美团里的女性，派单无性别，她们却赚得更少》中指出了男女在外卖行业中的各种差距：“男性占主导地位；男性车速更快、对路况更熟悉；送单量更多、用时更短的人，会拥有更高的系统评价从而得到更多单子，系统算法的派单、考核、奖励都对男性更友好。女性会因安全原因拒绝派单，也会因生理期的到来备受困扰，得不到系统的偏爱。”
女骑手的订单里，配送费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8元的占22.45%，单价5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相比之下，男骑手订单的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8元的占33.07%，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孙萍）
2022年，男性单王骑手的日单量均在80单以上，普通男性骑手的日单量集中在30-50单，30单几乎是普通女性骑手日单量的上限。（黄岩《成就单王：女性骑手的劳动过程以及劳动策略研究》）
系统不偏爱，站点也会“择优”。
如果不能达到男性的体力标准，女骑手就被下沉到订单价格更低但相对轻松的站点。一位老骑手告诉我，他们站点曾经也有两位女骑手，但因为站点大多是配送超市业务的订单，又重又累，所以把仅有两位的女骑手也“调走”了。
在我走访的某生鲜站点，站长也透露，这里的配送压力大，100来号骑手里面从来都没有女性骑手，未来也不会考虑招聘女性：“我们这儿的活儿可累了，女的哪能干？”
在物理层面之外，女性骑手的内在规训，使她们无法立刻觉察到性别不平等的工作环境。
女性骑手在劳动过程中，完成了“从自我身体到工作意识的内在规训”，承受着“缺乏公共卫生间这种城市空间和治理瑕疵带来的消极影响”，“而这种由性别身份带来的职业复杂性却没有在算法规制的劳动管理中体现”。（孙萍）
算法系统和劳务外包网络按照男性量身定做，通过近似于游戏通关策略的玩法，制造外卖骑手的劳动同意，使骑手成为心甘情愿守候在系统派单面前的全天候工人，主动卷入劳动竞争。女性作为意外的闯入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才能调节本就不平衡的劳动姿态。
就像在和小张的对话中，她不断感谢站长对她的体谅：“毕竟我们平时要带孩子，老人生病了还要回去照顾，平时还要做饭做家务，站长对我们女骑手特别宽容。”这是许多兼职外卖女骑手的缩影，她们大多有家庭和孩子，在送外卖的路与接送孩子的路上两头跑。
有统计数据显示，超8成的女骑手已婚已育，不到2成是专职。一方面，视野局限性使她们无法清醒意识到，隐形而无偿的家务劳动，无形中导致女性牺牲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另一方面，基层女性具备一套朴素的世界观，有钱赚，能平衡家庭，一边赚钱一边带孩子，经济独立之后，还能提高自己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这已经是上佳的出路。
外卖骑手作为零工经济的载体，容纳了大部分被其他职场抛弃的“35岁以上女性”，这里没有精细化的人才筛选，只有一条标准：能跑、腿勤、能吃苦。这里也没有形而上的女性主义论辩，只有一个个为了生存下去的人。
小张告诉我，曾经儿子年纪还小不懂事，学校里的同学嘲笑他是“送外卖的孩子”，儿子回家就哭了。小张告诉孩子，妈妈做的是正经的工作，靠双手劳动挣钱，给许多人送饭吃，妈妈不丢人，没啥好笑话的。
现在，小张的儿子也会和同学堂堂正正地说：我妈妈是送外卖的女骑手。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36岁中国女人来说，已经是一份为数不多的快乐和骄傲。
